战地奇闻冯玉祥的糊涂兵法蒋介石自叹难懂

编者按:诡异的开战理由,风骚的战地操作,惊人的战时举措,荒诞的战斗决策瞬息万变的战争版图,总有意想不到的奇闻! 作者霍安治,1976年出生于台北市,中央大学毕业。经商多...


  编者按:诡异的开战理由,风骚的战地操作,惊人的战时举措,荒诞的战斗决策瞬息万变的战争版图,总有意想不到的奇闻!

  作者霍安治,1976年出生于台北市,中央大学毕业。经商多年,著有《国军名将张灵甫》《钢铁抗战 中国野战炮兵史》等书,并于凤凰周刊、同舟共进杂志、兵器杂志等发表多篇文章。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,谢绝转载。

  戚继光说得好,“大战之道有三”,有谋定后动的“算定战”、有勇猛拼战的“舍命战”、但更多的却是“糊涂战”。1929年4月冯玉祥起兵反蒋,堪称民国内战史上最经典的“糊涂战”。

  冯玉祥原本占尽优势,可以一鼓而下打垮蒋介石。但战略部署荒腔走板,造成内斗,一枪未放即已溃败。蒋介石还没看懂冯玉祥要攻打他,就已不战而胜。回忆这场糊涂战。即使是冯玉祥最亲信的将领,也要感慨,一手建立全国最庞大军事集团的冯玉祥,竟然不擅长打仗。

  北伐胜利之时,冯玉祥拥兵30万,全中国实力最强。而且他领有山东河南两省,攻打蒋介石占地利之便。更有利的是,冯玉祥用兵之际,盘踞武汉的桂系起兵反蒋,中央军主力全部调到湖北,这是冯玉祥问鼎南京的天赐良机。

  当时中央军的势力最北只到徐州,四战之地无险可守。蒋介石原本留了个心眼,将中央军最精锐的3个师部署在徐州一线师守海州,依托淮河水网,防止西北军南下。但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,3个精锐师全部调到湖北作战,只以训练不佳的第3师守徐海暂充门面,江淮空虚,首都南京城里更只有一个卫戍团。

  1929年4月25日,冯玉祥于华阴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起兵反蒋。此时,冯玉祥理应打蒋介石个冷不防,大胆攻掠徐州蚌埠,袭击南京。蚌埠到南京不到200公里,沿途无险可守。沿津浦铁路南下,一周之内就能挺进到长江北岸。只要炮弹打进南京城,就能改写历史。

  但冯玉祥并不乘虚攻打徐州南京,反而来个全线大撤退,命令部署在山东与河南的西北军主力放弃地盘,撤进陕西。

  冯玉祥的怪举,来自他偏执的战略观。在华阴会议中,冯玉祥以著名的生动口才解释原因:“冯玉祥将这个战略决策,称之为收回拳头打人。他说,用兵如与人搏斗一般,直伸两臂,无法用力,必需弯回来再打,才能有劲。”

  “有人批评冯玉祥,说他练兵是成功的,带兵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,用兵则全然不行。”

  冯玉祥麾下名将刘汝明,晚年回忆老长官的“拳头论”,犹有憾意:“他特别迷信一句话:拳头要先缩回来,再打出去才有力量。这话固然也有对的时候,但是大部队作战,却不可轻试。大部队行动,牵掣太多,有时一退就会影响了军心士气,也许甚至自己退乱了。晋时淝水之战,秦王符坚就不是被打败的,而是退败了的。总之,我认为冯氏用兵,稳健是有余的,冒险则不足。”

  符坚只略退数里,冯玉祥却一退900公里。首先撤退的是山东孙良诚部。孙良诚最能打硬仗,他的十万雄兵原本是下徐州打南京的前锋。但大战一开打,却紧急装车撤退。只是大军搭火车向河南撤退,也得经过徐州,孙良诚部先在济宁集中,铁运兖州,顺津浦铁路南下徐州,才能转入陇海铁路西撤。当西北军的漫长军列浩浩荡荡经过徐州时,守徐州的第3师师长毛炳文看得一头雾水,天天向蒋介石急电报告:

  “梗日,河南号铁甲车附挂蓬车卅二辆,载各种材料过徐赴郑。各部不知真相,特电来问”、“孙将步兵四师、骑兵二师均集中济宁、曹村,官长眷属回豫,泰安惊恐”、“程心明师马日分四列车由泰安经兖州赴豫”

  山东十万大军退进河南,仅截留的车皮(客货车)就达2000余辆。但河南的十余万部队也要撤退,陇海铁路大塞车,数以百计的军列将各大站塞得水泄不通,部队只好下车,在铁路两侧徒步行军。

  长途行军的西北军牢骚满腹。因为陕西已经闹了两年旱灾,即使是基层士兵,也知道在大灾之年撤退入陕,是自行走入绝路。

  冯玉祥决心缩拳头时,陕西是个连年灾荒的人间炼狱。自1928年下半年起,陕西大旱,秋苗冬麦无法下种,1929年开春已近绝粮。陕籍将领张文博回忆当时惨状:

  “民国十八年夏收全无,其它玉米、小谷、乔麦以及豆类全被旱死,唯有糜子耐旱,收获仅及二成。我家种了九亩糜子,约收一石五、六斗糜子成熟后,人们连皮碾碎而食,结果因糜子皮是苦涩干燥的。连皮吃了,大便凝结一块。平时人们饿饭,营养不良,身体衰弱已到了极限,竟然有人在大便时,用力过度而昏倒气绝,惨哉!”

  大旱连年的陕西,唯一好处是募兵容易。西北军从来不发军饷,只发维持生活的“津贴”。冯玉祥的爱将韩复榘曾力谏发饷,却遭到难堪斥责。冯玉祥握有豫鲁陕甘与北平的税收,又有中央协饷补助,手里是有钱的,但他宁可用钱扩充军队。韩复榘部将孙桐萱回忆道,“冯那时有了钱,就扩充部队。”只是不发饷,招兵不容易。西北军招兵只给安家费5块大洋,其后就是无偿卖命。因此豫鲁壮丁不肯从军,而陕西壮丁却乐意到兵营吃口饱饭,只要立足陕西,就有用不完的士兵。

  冯玉祥也知道陕西已近绝粮,他征发铁路沿线粮食,充作入陕军粮。官兵扛着大包白面,向大旱绝境行军。时任团长的史庆棠回忆道:“陕西连年大旱,吃食无着,又看到西上军队都是扛着洋面,困顿异常,使大家在思想上都把西去视为畏途。”

  大批官兵不愿入陕,带枪逃散,陇海铁路沿线处处是西北军的散兵游勇,河南的土匪民团与红枪会乘机缴枪拉兵,大发横财。磨蹭近一个月,西北军才退到豫西。

  西北军高层无人敢对冯玉祥的“拳头论”置一微词。冯玉祥一贯专制,他的副总参谋长秦德纯曾经当面批评,“我在总司令部见到各处负责人员,一切都奉命唯谨,对于重要的决策从来不作主张。所有军政大计,统统由总司令个人决定。”但是退到豫西时,西北军已经军心涣散。眼看着西北军将在撤退中瓦解,最受冯玉祥宠爱的韩复榘再次挺身而出,到华阴总部大胆直谏入陕不智,并请缨出战,建议兵分三路,屯兵南阳的石友三取徐州,孙良诚十万雄兵越过徐州攻浦口下江南,他本人沿平汉路南下攻武汉。即使一定要“缩拳头”,也不必一定得要缩进陕西,拳头缩到没闹旱灾的洛阳南阳,也能打仗。

  韩复榘一士谔谔,是西北军与陕西老百姓的最后生路,但冯玉祥却怒斥韩复榘是“小孩子想法”,罚他扛枪到门口站卫兵,以示羞辱。韩复榘悲愤万状,连夜赶回驻地陕州。5月23日,韩复榘联合石友三发出“梗电”反对冯玉祥。他召集部属,痛切陈词:

  “豫陕两省,连年灾旱,百姓全没有吃的。这次大军西撤,人马众多,将如何维持生活呢?总司令命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,河南的老百姓又吃什么呢!”

  韩复榘拒绝入陕,率部东返, ,西北军人心大乱,冯玉祥本人更深受刺激,连日痛哭。随从苦苦劝说,冯玉祥却指着门口卫兵哭道:“当初石友三就和他一样,常替我站岗,我看这个卫兵将来也靠不住。”

  对冯玉祥最忠实的孙良诚起兵追赶韩复榘,方寸全乱的冯玉祥得报,赌气般说道:“那一个小舅子要走,这一个小舅子要追,追吧。”

  西北军退进陕西后,冯玉祥六神无主,昏乱之际,接受阎锡山邀请到山西,被扣留八个月。西北军群龙无首,从此被阎锡山玩弄于股掌之间。

  陕西老百姓则遭到浩劫。西北军全军入陕,屯驻一年半,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才退出陕西。重赋养兵,又有匪患蝗灾,百万百姓成为饿莩。直到1930年夏季西北军失败才下雨,得以播下收成快的糜子秋苗。是年秋季,老百姓总算能喝上菜汤糜子粥。

  冯玉祥兴兵之时,蒋介石正在湖北督战。蒋日记摘要《事略稿本》显示,在西北军大撤退的一整个月内,蒋介石迟迟没看懂冯玉祥的意图。孙良诚撤兵急报传来时,蒋介石驻节的咸宁炮舰恰好经过以赤壁著名的蒲圻段长江。蒋介石对西北军行动不以为意,却忘情于山水。他熟读《赤壁赋》,喜爱临摹苏东坡以行楷书就的赤壁赋帖,对赤壁极感好奇,却发现只是低矮小山,颇为失望。

  孙良诚撤兵的同时,盘踞济南与胶济铁路的日军也正在撤兵。蒋介石原定以孙良诚接收济南,但不愿西北军接收青岛。得到孙良诚撤兵报告时,原以为孙良诚为了青岛闹意气。新任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濬担心西北军攻武汉,蒋介石急电何成濬不需猜忌,西北军分明是避战。拖到5月1日,蒋介石得到西北军破坏豫东各处铁桥的报告,才察觉冯玉祥有意起兵,但他误判了冯玉祥的目标。按常识推论,攻南京自然要保持铁路畅通,破坏铁路是为了阻止中央军进攻,因此蒋介石判断冯玉祥打算攻打阎锡山,破坏铁桥以免中央军援救。只是军政部长鹿钟麟等西北军在南京任职大员纷纷不告而别,又说明冯玉祥另有图谋。蒋介石与参谋总长朱培德想不出道理,大叹“冯方各种行动,令人莫解。”直到屯兵南阳的石友三暗地派使者向蒋介石输忱,蒋介石才确定冯玉祥要对中央军动兵。

  历史在此留下疑点。冯玉祥打仗如此糊涂,为什么能建立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?

  冯玉祥拔身行伍,刻苦自学,典范令倒背如流,军事学养非常札实,却读成了教条派。他用兵中规中矩,一丝不苟,却缺乏临机应变的天份。形象地说,他是一位最佳的团长营长,至多只能干到旅长。到了师长以上,作战独当一面,军事学问进入“大军战术”领域,但大军战术没有具体操典可循,只有启发指挥官的战术原则,冯玉祥用兵就显得傻里傻气。

  当时大军战术的第一步是“集中”,作战军于作战行动开始时,要选取一个“集中地”,集中力量准备作战,这应是冯玉祥“拳头论”的来源。然而,战术学却又模棱两可地强调,“集中固为作战军之作战准备姿势,但非谓作战军非集中不能作战也。”

  大军指挥官必需在实战中煅练,不能硬套教条打仗。只是冯玉祥早年有“倒戈将军”之称,很少遇到硬仗。而冯玉祥又最善长练兵,西北军的每个士兵都能在单杠上“打车轮”,战力之强,冠绝北洋,因此冯玉祥作战总是正面硬拼,专靠蛮力血战即可得胜,用兵少有风险,因此异常呆板。

  北伐战争的兰封会战,是冯玉祥生平最困难的一场硬仗,他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主力正面对决,双方各用兵十余万,于豫东大平原血战。西北军力战得胜,前锋逼进徐州,原本可以长驱大进扫荡败军,但冯玉祥却突然喊停,不再追击败军,反而将部队全部撤回兰封,缩回“拳头”,谨慎“集中”。直鲁联军得到喘息之机,迅速重整部队,卷土重来,又打了激烈万分的第二次兰封会战。

  冯玉祥的总参议熊斌,对他的用兵风格有入木三分的描写:“就战略而言,冯先生对大军之运用缺乏魄力,过份谨慎小心于患得患失之间,往往不见其远大者。”

  主帅战术学养不足,只能靠幕僚补救。但冯玉祥异常刚愎,专制统军,幕僚无人敢谏,反而歌功诵德。冯玉祥的参谋处长吴锡祺是典型的西北军幕僚,他不质疑第二次兰封会战打得糊涂,却激昂表态,高呼“总司令真是把兵用活了” 。

  1927年11月冯玉祥在兰封缩拳头,缩了150公里,失去一个战场的主动权,却听不到反对意见,于是冯玉祥更为予智自雄,我行我素。一年半之后,他再缩拳头,糊涂程度增加六倍,一缩900公里,搞垮了西北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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